巴金为何叫“巴金”

 

  曾到人马报王中王开奖493333。一个普遍现象是,文人给自己取笔名总有些寓意,尤其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作者。那么,“巴金”这个笔名有何寓意呢?从公开的材料看,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巴金本人未就笔名公开解释过,倒是同时代的作家林语堂曾在私底下说过:“巴金”就是取自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首尾字。这种解释很符合逻辑,也很有道理,因为巴金当年是个无政府主义者,而且《灭亡》这个小说充满了无政府主义色彩,所以人们就此相信了这个解释。

  但是,到了1957年9月,巴金在致前苏联作家彼得罗夫的信中说,自己取了克鲁泡特金的“金”字;“巴”字,是因为一个叫巴恩波的朋友(“并不是知己朋友”)的自杀,自己重视友情取了“巴”。这个解释中,巴金承认笔名中取了克鲁泡特金,但未提及与巴枯宁有关。1958年3月,在《谈〈灭亡〉》一文中,巴金没有提及笔名中的“金”取自哪里,仅仅说“巴”字来源于“一个姓巴的北方同学”投水自杀,自己很痛苦,取“巴”字以示纪念。类似的说法,巴金在80年代回答香港中文大学校刊编辑时再次予以重复。不过,令人疑惑的是,巴金同在80年代接受陈思和采访时,又否定了笔名取自克鲁泡特金的“金”,而是说听取了一个“学哲学的朋友建议”而采用“金”。

  那么,“巴金”这个笔名到底寓意如何呢?或者说巴金本人的说法到底该信哪一个呢?

  一个基本常识是,言说都有一个语境问题。限于材料,不好考证巴金本人在1949年前是否做过公开回应,所以重点就在1957年那次,因为这是“第一现场”。巴金在第一次回应中,承认了“金”取自克鲁泡特金,“巴”取自巴恩波,但结合1958年的说法,巴金又说自己跟巴恩波并“不熟”,这相当于否定了他1957年说的“并不是知己朋友”,因为“不熟”与“不是知己朋友”之间,就情感程度而言,是有很大差距的。如果巴金此说属实,那他所谓“使我痛苦”就缺少了情感基础,因之取笔名时联想起“巴”,就有些牵强,至少有违常情。

  1956年,“双百方针”提出后,巴金积极响应,连续撰写了《“鸣”起来吧!》《“独立思考”》等十几篇文章。后来,巴金感受到了压力,对自己此前的“莽撞”后悔不迭,于是赶紧写了六七篇表态文章。二十多年后,巴金在《再论说真话》中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还心有余悸:“我在1956年也曾发表杂文,鼓励人‘独立思考’,可是第二年运动一来,几个熟人摔倒在地上,我也弃甲丢盔自己缴了械。”试想,在这样一种紧张氛围之下,巴金在写给彼得罗夫信中的话,可信度有多高?

  因为有这样的客观环境,也因为巴金不可避免地会受制于这样的环境,不妨再将镜头扩展一下。早在1949年“文代会”召开不久,中国作协副主席、《文艺报》主编丁玲就在一次北京青年团的讲座中批评巴金“那种革命,上无领导,下无群众”的无政府主义革命。

  压力之下,巴金在公开场合所讲的话,又有多少保留和掩盖?不妨再举个例子。他在1933年《读书杂志》第3卷1期发表《巴金自传》时说:自己1905年秋季生于四川成都的“一个旧官僚家庭”,但到了1958年《给〈文汇报〉编辑部的信》的检讨中就改成“官僚地主家庭”。或者看看巴金在1958年谈《灭亡》的文章也可以看出,与1929年初版时不同的是,他一边强调自己曾经是“一个克鲁泡特金主义者”,受其无政府的思想影响;一边批评无政府主义者不能成事;还一边不忘强调自己对无政府主义“不曾消化”“写作时常常违反这个‘无政府主义’”。在这篇文章中,巴金除了谈到自己受克鲁泡特金的影响外,还提到俄国十二月党人、俄国民粹派、莉莲·伏尼契、斯捷普尼亚克、妃格念尔、赫尔岑等,却单单没有提巴枯宁,这多多少少让人有些疑惑。

  1958年、1959年,也许是巴金比较难过的一段日子。据不完全统计,1958年6月至1959年4月期间,公开发表批判巴金的文章将近一百篇。好在有曹禺、邵荃麟等关系好的上层领导的斡旋,周扬也说,批判是群众中来的,不是官方示意布置的,劝他不要多想。

  在这样的背景下,巴金淡化自己曾经的无政府主义思想,避免提及像巴枯宁这样的人,是可以理解的。